喜欢美少女偶像是助长剥削吗？

2017年，上海，粉丝在剧场观看SNH48少女偶像演出。SNH48承袭了日本AKB48的养成模式，打造“可以面对面的偶像” （陈中秋/图）

批判偶像商品化≠视偶像为商品

“喜欢美少女，这是在助长对女性的剥削吗？”在微信公众号“无水之池2”的后台，创始人小水收到一条来自女性读者的留言。

这个长期关注偶像文化、记录偶像台前幕后故事的号，时常收到粉丝的热情分享，但这次迎来的却是一个带着犹豫和反思的提问。对不少粉丝而言，喜爱偶像既是一种纯粹的快乐，也可能伴随着隐隐的不安——这份热爱是否在无意中助长了某种消费逻辑？

“追星”意味着，对不以交往、结婚、生育为导向的爱倾注极大的重视和热情。然而，追星不只有快乐和幸福，还隐含着另一面：粉丝被偶像的人气和流量绑架，因过分的占有欲而受伤，甚至困扰于自己仿佛在“消费”一个活生生的人……

在新书《关于偶像，一边纠结一边思考》的沙龙上，作为译者的小水再次提起这个话题。小水对偶像的兴趣始于2012年。当时，她正在同济大学读研究生，偶然在网站看到AKB48的演出，从此迷上了这个日本养成系偶像团体。她自学日语、创办泛偶像观察公众号，专注于记录和分析各式各样的偶像文化。

由学者、评论作家香月孝史与其他八位偶像文化研究者合著并于2025年出版中译本的《关于偶像，一边纠结一边思考》，在分析偶像文化时也特别关注粉丝的“纠结”。“当我欣赏偶像的时候，偶尔会感到迟疑，不知不觉中这份迟疑萦绕在我的心头，久久无法散去。本书想要关注的，正是这样一种内心困惑，即人们在享受偶像文化时的矛盾心情。”香月孝史写道。

小水一度坚定地认为偶像应当遵守“恋爱禁止”——偶像一旦公开恋情，就会击碎粉丝精心构筑的梦境，而粉丝有权守护自己的这个“梦”。在翻译《关于偶像》的过程中，她意识到这种“梦”建立在特定的异性恋幻想上——假定偶像的首要任务是取悦异性粉丝，那么必须维持单身状态。这背后的逻辑，是把女性偶像固定为男性欲望的对象，并以此为理由制定恋爱禁令，将她们的青春、外貌和人设包装为可控的商品，不断维持和贩卖。将女性锁定在“完美客体”的位置，本质上就是一种商品化。

在小水看来，偶像与粉丝的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单向的幻想。无论是现实中的偶像，还是乙女游戏里的虚拟男主，这份爱和投入都是单方面的——即便程序可以模拟恋人之间的互动，它也永远无法真正认识你。这种单向的情感投射并非现代独有，18世纪法国文学中早有相似的描绘，《少年维特的烦恼》便是典型：单恋、苦恋，而爱的对象毫不知情。“这跟饭偶像非常像。为了一个幻想出来的完美的对象，我投入了一切，但是对方甚至不知道你的存在，人是非常享受这种感觉的。”小水说。

“这种爱本身是一种暴力。”小水说。与文学作品所描述的不同，偶像必须以真实的身体承接这种极端情感的冲击，并将其转化为职业行为。“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很难随意地爱一个人，它非常有压迫感。但偶像居然以肉身去承接这种极致的暴力的爱，甚至把它变成一种职业。偶像贩卖实际上是一种巨大的情感劳动。”小水说。这种劳动的强度和复杂性长期被低估，却是偶像职业最沉重、最隐形的成本之一。

在消费和幻想的双重裹挟下，如何守护偶像的人格尊严，已经成为整个行业需要面对的问题。

2010年7月4日，法国巴黎举行日本文化博览会，早安少女组在活动现场演出（视觉中国/图）

偶像的主体性

十几岁时，香月孝史对偶像产生了强烈兴趣。当时（1995至2002年），日本电视台播出了一档大型选秀和真人秀节目《ASAYAN》，长期跟踪偶像组合早安少女组的出道历程，内容包括唱跳舞台、MV、综艺、广告以及幕后的纪录片等。节目呈现了偶像成长的全景——从舞台表演到幕后训练，从团队关系到心理波动，每一个环节都被镜头捕捉。

1997年，早安少女组在《ASAYAN》中诞生——五位落选者在乐队Sharan Q的主唱淳君的推动下，被要求在五天内亲手卖出五万张CD，以此作为组合出道的挑战。在节目镜头的跟拍中，五个女孩从东京到地方城市，拿着纸箱和传单，在商店街、学校门口、地铁站出口向路人推销CD。最后一集播出时，这五个年轻女孩终于完成任务，早安少女组由此诞生，观众见证了“素人变偶像”的全过程，与她们产生了强烈的情感共鸣。

出生于1980年的香月孝史向《南方人物周刊》回忆，“‘偶像’这种表现形式，让我感受到多样化输出的魅力。多人团体特有的、群像剧般的成员关系也深深吸引着我。”

日本偶像文化的发展与流行音乐、电视节目和粉丝经济紧密交织。20世纪80年代，中森明菜和松田圣子风靡日本歌坛，她们的造型一度成为全国女性模仿的潮流；90年代，木村拓哉等人组成的男子偶像团SMAP横扫音乐和综艺市场，被冠以“国民偶像”之称；千禧年前后，早安少女组通过选秀节目《ASAYAN》收获海量粉丝；2005年，秋元康在秋叶原开设AKB48剧场，让粉丝得以每天近距离观看偶像表演；2010年后，地下偶像文化兴起，狭小的Live house里的现场演出和特典会的面对面交流，让偶像与粉丝更为亲密。

“偶像原本是在电视媒体塑造下逐渐令人熟知的存在，但随着互联网普及，电视失去绝对主导地位。”香月指出，偶像生态的演变可以大致区分为“互联网前”和“互联网后”两个阶段。如今，社交平台进一步将偶像与粉丝的距离压缩到人与手机屏幕之间的几十厘米。握手会、应援物、生日庆典等形式不断翻新，但核心逻辑未变：偶像需要被看见，粉丝需要被回应。缩短的距离也意味着偶像必须随时微笑、耐心倾听、表达感谢——即便感到疲惫或困扰，也要维持饱满、吸引人的状态。粉丝的热情，既是对偶像工作的支撑，也是无形的枷锁。

从早安少女组到AKB48、乃木坂46，再到如今的地下偶像的兴起，偶像文化在近30年间经历了多次迭代。这种快速迭代的偶像文化现象始终伴随着社会的争议和关注。在日本流行文化研究中，偶像产业也是一个充满争议却无法忽视的领域。相关研究分散在社会学、媒介研究、性别研究等多个领域，提供了社会结构、传播与性别权力等不同维度的分析。在香月看来，学术研究也需要不断更新，才能应对偶像行业快速演变带来的新问题。

2025年6月14日于上海上生新所茑屋书店，泛偶像观察公众号“无水之池2”主理人、《关于偶像，一边纠结一边思考》译者小水（左）和前地下偶像Akira （受访者提供/图）

即便在今天，女性偶像仍常被贴上“低俗”“被动”的标签。在高度曝光与多元粉丝的需求下，她们不仅要完成舞台表演，还需应对公众关注和商业期待。在香月看来，偶像并非单纯的“被观看者”，而是以专业能力、情感劳动和人格魅力共同支撑舞台的职业主体。

香月曾就读于东京大学大学院学际情报学府，修满博士课程学分后退学，长期从事流行文化批评和写作，著有《乃木坂46的戏剧学》《读懂“偶像”》，并与人合著《惊呆了！原来这就是社会学》等。2010年前后，香月开始系统研究偶像文化，关注偶像的主体性和情感劳动。以女子偶像组合乃木坂46为例，成员不仅唱跳技能出色，还需应对采访、综艺、广告以及粉丝的不当言行。她们通过社交平台、直播作出回应，“反向塑造”粉丝态度，获得表达空间，同时影响文化生态。

香月的观察不仅停留在偶像日常的舞台实践，也延伸到社会对偶像现象的解读和过度解读。对外界流行的“经济越低迷，团体偶像越繁荣”之类的因果推断，香月持保留态度。无论是1990年代的偶像寒冬，还是2000年代的复兴，背后原因都远比经济指标复杂。将偶像文化简化为经济避风港，不仅难以解释现实，还会掩盖更深层的社会结构问题。

2008年发生秋叶原随机杀人事件后，一部分日本舆论曾试图将社会问题与偶像产业捆绑——有人将偶像视为通缩社会的“减压阀”，为“非正式员工”提供情感替代。香月认为，这种说法在自己身上并不成立：“2000年代前期我也曾是既无梦想也无目标的非正式员工，但当时既无余力关注偶像，更不会产生从偶像身上寻求救赎的心态。”在他看来，关于偶像与社会问题的因果联系，更多是外界思维的投射，而非现实本身。

近年来，地下偶像的崛起成为新的文化景观。香月认为，“人人皆可成为偶像”已是当代偶像文化的重要特征——不再需要登上电视才能出道，社交媒体和小型演出场所提供了更多渠道。在平时的研究工作之外，香月也常去观看地下偶像的现场演出，“不过无论观看哪个偶像的演出，我都喜欢原地保持安静，几乎从不参与打call、手势应援或Wota艺（“Wota艺”是起源于1980年代初期日本演唱会现场的应援文化，最初通过特定的口号和肢体动作为偶像应援）。安静欣赏对我来说是最自然的享受方式，但在旁人眼里或许会被视为‘害羞’或‘不够投入’。”

在香月看来，理解偶像文化需要跳出非黑即白的评判视角。偶像既是幻想的投射，也是现实的职业，既可能承受被物化的压力，也能在表达中反向塑造粉丝。偶像文化既依赖既有的产业结构，也在社交媒体时代不断涌现新的形式。

“地下偶像确实有其多样性和自由度，但主流偶像凭借资金实力、媒体影响力和创作规模等，也能实现许多可能。”香月认为，主流偶像、地下偶像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各种偶像形式，共同构成了如今偶像文化的丰饶图景。而偶像文化的未来正是在于承认它的多元和张力，让它在多样化的舞台上继续生长。

通过批判让它存续下去，同时警惕贴标签

南方人物周刊：你曾与乃木坂46成员面对面深度交流，这种实际接触是否影响了你看待偶像的方式？偶像文化常被贴上“低龄化”“物化女性”等标签，但实际状况远比批判话语复杂，学界是否也存在某种“理论暴力”？

香月孝史：事实上，与大众印象不同，当代日本偶像的年龄跨度正在扩大。过去鲜少有女性偶像在25岁后仍活跃于团体中，但这10年来，临近30岁或三十多岁的偶像已不罕见。活动年限延长，也必然使偶像的表演水平和艺人素养更趋精进。

以我持续关注的乃木坂46为例，通过采访和观察其活动，我深刻感受到她们是凭自身实力开拓事业的专业人士。偶像需要在各类工作中扮演不同角色，全方位培养应对能力，她们也时常在采访中表达自己作为职业艺人的思考。此外，女性偶像向来活跃于社交媒体。她们通过社交平台或直播表达观点、规劝粉丝的不当言行（年龄歧视、性别歧视、骚扰言论等）的情况也不少见。这样的行为本身就能为粉丝赋能。

当然，女性偶像的人格遭受侵害的问题仍然存在，关键在于不应将偶像简单“物化”，而应同时关注其主体性和业界存在的问題。近年来，学术界的偶像研究已呈现出这种双重视角。反倒是大众和新闻界仍充斥着关于偶像“低龄”、“物化对象”或“缺乏实力”等错误且粗糙的刻板印象。

日本社会一直以来都有许多人将偶像视为被动的“提线木偶”，或轻视偶像音乐（这类言论现在仍比较多见）。早在1980年代末期，就有社会学研究者开始批判这种对偶像的蔑视态度，并指出其背后潜藏的权威主义。另一方面，2010年代后半开始，围绕将偶像视作独立人格、关注偶像所承受的负担和偶像界存在的压抑性结构等方面的研究显著增加。

南方人物周刊：你如何回应对偶像文化的刻板认知？

香月孝史：我大约是从2010年开始撰写关于偶像的论述。当时我便注意到，在日本讨论偶像时，由于人们对“偶像”的定义不统一，许多讨论根本不在一个频道上。有人特指早安少女组、AKB48这类活跃在艺能界的“偶像”，也有人用于泛指包括电影明星、职业运动员在内的“偶像”。虽然不必强求统一“偶像”定义，但至少在每次讨论中，论述者需要明确自己在何种意义上使用“偶像”这个概念，否则难以构筑具有建设性的讨论，只会让混乱的言论不断泛滥。基于此，我梳理了一直以来的讨论并撰写成《“偶像”的解读方式：追问混乱的“论述”》一书。

即便是现在，女性偶像仍常被视为“低俗”、“被动的存在”。对此，我在《乃木坂46的戏剧学：表演的身体/虚构/静谧的成熟》一书中，着重探讨了正视女性偶像主体性和职业能力的重要性，指出艺人为大众赋能的多种形式——在某些看似并非充满力量的表演中，同样蕴含着赋予粉丝力量的元素。该书也揭示了偶像界根深蒂固的年龄歧视等结构性问题。

南方人物周刊：你在《关于偶像》一书中把2010年至今划分为日本偶像文化的新阶段，这15年最显著的特征是什么？从唱片时代到社交媒体时代，AKB48的“可接触偶像”模式与社交媒体的普及，哪种元素对偶像文化的影响更为深远？

香月孝史：回顾这15年，社交媒体扩张和网络直播普及等媒介环境上的变革，对偶像活动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新的媒介环境中，缺乏传统媒体曝光的地下偶像也能持续以某种方式发布内容，虚拟偶像的兴起也与网络环境的发展密切相关。另一方面，正因为随时可以发布内容，偶像的工作时间与私人生活的界限日益模糊，这成为当代偶像文化的显著特征。

话说回来，偶像原本是在电视媒体塑造下逐渐令人熟知的存在，但随着互联网普及，电视失去绝对主导地位。或许可将其作为重要的分水岭，大致区分为“互联网前”和“互联网后”两个时期。“可接触”的偶像文化和社交媒体的普及并非独自产生影响，而是有机联动，共同塑造了2010年代后的偶像文化特征。“可接触”指线下演出频次大幅增加；社交媒体既是演出的宣传平台，也是粉丝共享现场体验的平台——两者都是粉丝了解偶像个性的重要渠道。

2018年9月23日，陕西西安，乃木坂46组合在中日青年歌手公益演唱会上表演 （视觉中国/图）

南方人物周刊：御宅族对偶像“成长叙事”的沉迷，是否反映了现实社会中情感纽带的缺失？

香月孝史：“成长叙事”常被视为偶像文化的特征要素，研究者也常预设这种视角，但我认为，“欣赏艺人的成长”其实是极其普遍的现象。演员、运动员的成长同样令粉丝感慨。日本传统艺能歌舞伎中，本身就具有“演员倾尽一生的成长和蜕变故事”这一维度。因此不应将“成长叙事”视为偶像或御宅文化特有，而应理解为演艺界的普遍属性。

南方人物周刊：你曾分析AKB48（竞争叙事）与乃木坂46（治愈叙事）的差异，但所有成功的团体是否共享某些底层叙事元素？这些元素如何适应不同世代粉丝的心理需求，偶像文化最吸引你的叙事是什么？

香月孝史：“叙事”存在于所有演艺形式中。每个偶像团体都有其独特的“叙事”特质，没必要寻找共同要素，也无法判定哪种叙事最具魅力。话说回来，既然是团体，那么在多名成员之间，每天都会产生多个叙事。粉丝会（自作主张地）从成员互动中解读出各种叙事，从中获取愉悦。因此，重要的不是“叙事内容”，而是“叙事存在本身”。

南方人物周刊：说起粉丝与偶像的关系，大众总认为是“虚拟恋爱”的关系，现在这种互动模式是否发生了变化？粉丝在消费的究竟是什么？偶像文化独特的社会功能是否发生变化？

香月孝史：这是很重要的问题。即便在当今日本，认为粉丝对偶像抱有“虚拟恋爱”心态的人仍不在少数。事实上，粉丝看待艺人的视角本就极其多元复杂，其中既有恋爱情感，也包含无数其他情感。问题不在于“虚拟恋爱”模式近年是否有了变化，而在于我们应当重新审视“粉丝都在与偶像虚拟恋爱”这一长期主导着讨论的预设。随着偶像的粉丝活动日益可视化，人们开始认识到粉丝的愉悦来源其实非常多样。

“推”这个逐渐广为流传的词，一般用于表达对偶像等对象的爱慕之情。这一用词的普及恰恰说明，粉丝对偶像的依恋情感蕴含着无法用“恋爱”框架简单概括的多元维度。偶像容易被解释为“虚拟恋爱”的刻板印象，部分原因也来自“恋爱禁令”的残存。这个根深蒂固的观念短期内恐怕难以改变，但需明确的是，“粉丝可能对偶像产生类似恋爱的情感”与“严格限制偶像私生活”本质上是两个问题。粉丝内心怀有何种情感本属自由，但绝不能成为干涉偶像私生活的理由。正是因为这类议题还没得到充分的梳理，刻板印象才始终顽固地存在。

南方人物周刊：在日本，宝冢歌剧团也有广泛的受众。你也是宝冢的观众，宝冢常被视为高雅艺术，而偶像文化常被诟病“浅薄”，宝冢粉丝与偶像粉丝的消费行为、情感投射有何不同？

香月孝史：宝冢的粉丝文化也有其独特之处，但要加以严谨对比还需充分调研，鉴于我的知识储备不足，本次不作轻率对比。但我想指出一个重要现象：2023年前后，原杰尼斯事务所的杰尼斯·喜多川性侵案和宝冢歌剧团权力骚扰案相继曝光（注：2023年9月宝冢歌剧团25岁女演员有爱绮在家坠楼身亡，其母指控歌剧团集体霸凌女儿。2024年3月，歌剧团在记者会上承认了14项霸凌行为）。这两起事件暴露出老牌演艺组织中弱势艺人的人权如何被践踏，必须落实后续调查、保护受害者，并建立防范机制。

值得注意的是，当社会批判声浪高涨时，部分杰尼斯粉丝和宝冢粉丝却在社交媒体上激烈维护事务所和歌剧团，甚至攻击勇敢发声的受害者。这些粉丝或许是试图保护自己珍视的组织，这种出于爱意的“保护”反而破坏了艺人本应享受到的合理的劳动环境。

不管任何领域，出现重大问题时，坦诚批判并不等于否定该领域的存在。这些事件告诉我们：正因为深爱某个领域，才更需要通过批判使其得以存续下去。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欧阳诗蕾 南方人物周刊实习记者 李肖铭

责编 周建平